在我们民族从史前传说到信史的过渡中，大禹是一个关键人物。


　　 学者们考证“定九州”的“禹迹”，发觉尊重自然的禹完成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此大范围的治水，已不仅是土木工程问题，没有大范围的利益协调与社会认同是不可能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是：治水的客观需要，引发了大范围的社会整合，而治水的成就，使禹在我们民族的国家形成史上占据了无法替代的地位。

　　进入信史后，司马迁的《河渠书》、班固的《沟洫志》记载了连绵不断的治水活动，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都江堰。

　　李冰显然深受大禹的影响，都江堰工程成了“道法自然”的极佳诠释。鱼嘴分水堤实现了“分四六，平旱涝”的功能：平时供应成都平原的内江进水六成，而分洪的外江进水四成；若遇洪水，比例自动倒置。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组合工程进一步滤平从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李冰用最小的工程量，对自然最少的改动，为成都平原的水源构建了一个两级滤波系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目光深邃的李冰似乎一直看到了遥远的未来，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箴言，使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工程一直为我们服务到今天。

　　在大禹、李冰的时代，人类虽然已经获得超越其他物种的竞争优势，但在磅礴的大自然面前依然渺小而孱弱，力量对比使我们无法对自然狂妄，也迫使我们更多地依靠头脑而非力量。

　　与今天相比，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年代。史载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5767万；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曾达7681万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人口始终在1亿以下。可以说，在这两千来年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在造化看来，人类是一个有点特别、但依然可控的物种；在人类看来，需要认真面对的是旱涝不均的问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还无法想象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也不会去大规模污染水体。最多不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水浊”多半也不是人造成的。


　　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加速增长，公元1834年突破了4亿。此后就是“洪杨之乱”、清廷覆灭、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人口仍徘徊在5亿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直逼13亿大关。人类和造化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造化眼里，人类不再是一个可控的物种；在人类心中，“上帝死了”。

　　然而，这时造化亮出了更深一层的稳定机制：资源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水。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出“水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警告。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制约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水资源。但那只是学者视野中的问题，短短20多年，这一危机就走出了学者的书斋，活生生地摆在每一个国民眼前，而且比学者们当初的警告更严峻。


造化的警告

　　千百年来，每当提到黄河，人们头脑中想起的第一个词汇往往是“泛滥”。但1972年，黄河下游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断流，此后，黄河下游频繁断流，1997年断流时间更是长达226天。从1999年3月开始，水利部对黄河实施全流域统一调度，黄河断流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还是不断面临断流的危险。

　　2005年3月30日，新华网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获悉，由于源头地区水环境严重恶化，导致黄河水量大幅度减少，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10年时间里，黄河源头水量减少了23％。另有报道称：黄河中游的渭河和汾河，最近五六年降雨减少14%,但实测径流量却减少了40%～50％；伊洛河和沁河近10年降雨比五六十年代减少11%～15％，但实测径流却减少了60%～70％。1986年以来，三门峡站年均径流量和年均输沙量仅分别为245亿立方米、7.2亿吨，分别比1950～1985年减少了41%和47％。

　　长江源头来水量减少了10％以上，2003年冬天长江部分河段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低水位，长江沙市水位降至30.02米。这样的特枯水位一直持续到2月下旬，造成部分水道断航。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目前也出现了用水危机。

　　珠江一向水量充沛，今年初也出现了严重的缺水，导致包括广州的一些地区在内甚至需要限水。今年初，更史无前例地从贵州等地紧急调水8.51亿吨。事实上，2001年广州、深圳、东莞、湛江、汕头5市就被列为缺水重点城市，当年，整个广东城市缺水年平均约为42.45亿立方米。

　　2005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报：淮河来水量2004年第4季度比上年同期减少七成。

　　今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由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专家对成都市河流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成都市三环路以内的52条河流濒临死亡。由于没有来水，河流基流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水生生物几近绝迹，河流功能丧失殆尽。据说，成都西边的金马河，10年前还是鱼虾成群、河边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还能钓起1公斤重的大鱼，但如今已是连连断流、河床裸露。水量骤降是仅仅10年间的事。

　　地表水匮乏造成地下水的过度开发，2001年全国已经出现区域性地下漏斗56个，总面积大于8.2万平方公里，地层沉陷的城市达50余个。北京地区地下水位近50年下降了45米，京津冀已连成（4.4×104）平方公里全国最大地面沉降区，被专家称之为“世界最大复合漏斗”。

　　2001年11月水利部曾发出过警告：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将仅为1700立方米，接近世界公认的缺水警戒线。我国目前出生的婴儿，将在他们的而立之年体会到更深刻的水资源危机。缺水的日子还在后面。

　　一方面到处都是缺水警报，一方面年年都有洪涝发生。我国每年的降水都集中在汛期的三四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0％到70％，届时河水暴涨，洪涝灾害频繁。1992、1998年的大洪水还记忆犹新。今年1月21日水利部副部长陈雷表示，在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中下游目前仍有约340亿～400亿立方米的超额洪水需要妥善安排出路，防洪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

　　水量已经让我们忧虑，水质更让人头疼。根据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度7大水系407个重点监测断面水质，Ⅳ类及以上水质占到61.9%。即我们7大水系中六成以上河段的水人已不能直接接触。其中极为恶劣者竟高达三成，而清洁的水仅有3%。水资源本来就紧缺，如此大规模的污染使局面更为严峻。

　　我们看到，海河、淮河、黄河、辽河是天然水系中污染最严重的，北方不但严重缺水，还严重污染。人们寄希望于南水北调，而南水北调工程（东线）污染位居第一。

　　淮河流域河湖密布，是我国淡水鱼重要产区之一。上世纪70年代，淮河安徽蚌埠段几十公里河段，年产鱼达26万公斤以上。阜阳、颍上、涡阳等淮河干流和最大支流沙颍河交汇地区，上世纪80年代曾是全国闻名的网箱养鱼基地。1995年8月8日，我国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到1998年，媒体报道：“在国务院领导下，经过沿淮四省的共同努力，淮河治污第一战役初战告捷。截止到1997年12月31日，全流域日排放废水100吨以上的1562家超标排污企业中，已完成治理任务的占71.4%，自然原因停产、转产、破产、关闭的占14.3%，由地方政府责令停产治理的占14.3%。”这三个比例相加，已达100%！我们可以对淮河放心了。

　　然而2004年初，受中国地质调查院委托，沿淮四省的地矿部门对淮河流域的地下水状况进行了普查，结果显示，全流域50米以内的浅层水中，目前已有80％成为Ⅴ类水，严格意义上不能浇地不能作工业用，更不能饮用。可淮河流域的不少人饮用这样的水达10年之久。由于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人们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据调查，淮河流域的癌症高发村至少有50个。

　　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淮河支流沙颍河、洪河、涡河上游局部地区降下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5.4亿吨高浓度污水形成了长度为133公里的污水团，总量约４亿吨，奔流而下横扫淮河中下游，为十年治淮画上一个苦涩的句号。

　　现在，淮河已几近一条死河。据最新统计资料，淮河流域人口占全国的1/7，而水源仅占全国的3.4％，人均占有水量仅400立方米，远远低于全世界人均1700立方米的最低水平线。淮河的污染也十分严重，不少地方水苦涩得令人难以下咽。在意识到淮河水污染严重不能饮用时，人们开始抽用地下水，水井从一开始3米至5米深，一直打到数百米以下。


警告的背后


　　农村困境：水危机背后的社会危机


　　农业是我国的用水大户，占用水总量的七成左右，而农业用水的经济效益仅为工业的1/10左右。


　　从技术角度看，农业节水大有潜力。专家们为中国发展节水农业开出了许许多多的药方，概括起来有两大类。


　　1.常规技术的升级：包括雨水利用技术、高效节灌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节水种植制度、土壤水库增容技术等；


　　2.高技术创新：包括抗旱节水品种的创制，节水信息监测、决策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节水型农作物制度与农田节水标准化技术等。


　　这些思路来自美国、以色列、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且不说所需的资金，单是农民的教育程度就足以制约这些措施的大面积推广。


　　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从国外引进了“虚拟水”的概念，本质上是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源问题上的运用。既然水资源对我们弥足珍贵，逻辑上我们应将其用于最能产生价值的方向，然后通过贸易换取那些我们用自己的水生产不合算的产品。按此逻辑，我们需大规模地调整工农业结构，并在社会管理、外交、国防等一系列领域做出相应调整。其中最关键的是，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非农产业中找到生存空间，而这又受制于农民的教育程度。


　　全国6岁以上人口中，47.7%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还有36.5%为初中，两者相加，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84.2%。农村的情况肯定比全国平均水平更差。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农村当作缓解社会问题的“泄洪区”，农村教育更是长期摆不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水资源危机将国民素质尤其是农村人口素质摆到了让人无法回避的位置上。


　　教育程度的制约使农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出路。在人口压力下，人们的直接反应是扩大垦殖范围，为水资源的恶化平添了一股原动力。于是滥垦滥伐、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无以计数，见诸媒体者连篇累牍。


　　乡镇企业是农民为自己选择的另一个突破口。早期的政策倾斜使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然而，从资源配置和环境安全的角度看，自发形成的乡镇企业，其竞争优势不仅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对资源的滥用和对环境的破坏基础上。于是我们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珠三角、淮河、太湖、巢湖、昆明湖……接连被严重污染。导致国务院被迫下令关闭“十五小”企业。然而前边关，后边开，公开关，私下开，已是公开的秘密，并屡屡见诸报端。


　　于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农村的水危机还在加剧，而水危机中蕴含着社会危机。

　　2000年7月山东省安丘县一千村民同警察对阵两天，抗议一项工程阻断当地从水库引水。过去，当地农民从水库引水灌溉玉米和蔬菜。水利部门认为农民的临时引水工程影响水库安全，决定停止他们引水。村民拿起农具同警察械斗，100多人受伤，20人被拘留。

　　……


城市困境：用水模式导致水危机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3年GDP最高的5个城市顺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这5个城市只占全国人口的3.3%，却占全国GDP的16%；全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占全国人口的17.6%，全国GDP的43.3%。可见城市在我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市化是我国社会演变的大趋势，统计数据表明，自1995年后，农村人口开始减少，而城市人口加速增加。

　　然而，全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中，有420多个供水不足，占城市总数的2/3，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有110个。大多数城市的地下存在严重的“水漏斗”问题，全国城市缺水总量70亿立方米，每年因城市缺水影响产值达2000亿元至3000亿元。

　　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大城市之一，已连续5年干旱，人均可利用淡水资源仅为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的1/8、世界人均的1/30，不仅达不到人均3000立方米的一般缺水标准，甚至大大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重度缺水标准，水资源形势严峻。2003年10月2日，北京被迫首次从山西册田水库向官厅水库调水5000万立方米，相当于25个昆明湖的水量。今后则指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天津缺水导致了引滦入津、引黄入津等工程。2003年天津市年用水量为20.53亿立方米，而本地水资源仅提供了8.06亿立方米，水资源中有60%以上依靠从外地调进。

　　 上海水源充沛，计划建成水景优美的“东方水都”。然而据环境部门对上海主要河道的断面监测，上海符合饮用水水源国家标准的地表水只剩下1%，水质劣于Ⅴ类的却占到68.6%。上海成了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由于水质型缺水，上海人均可利用饮用水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上海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长兴岛西端的青草、沙水源地、三甲港至大治河口附近的“没冒沙”水源地、崇明岛南侧的扁担沙水域及江苏太仓水源地上。

　　广州、深圳则受困于“十五小”企业对水源地的污染。

　　垃圾围城是城市面对的另一个挑战，垃圾造成了地下水的广泛污染。全国浅层地下水大约有50%的地区遭到一定程度的污染，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地下水水质呈下降趋势。这对主要依赖地下水的北京、河北、陕西、河南、山东、辽宁影响尤其严重。

　　资源危机已经导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却立即遭到广泛批评。

　　如果城市不迅速改变自己的用水模式，城市自身的生存与水资源的矛盾有急剧恶化的可能。


产业结构困境：就业大头是耗水或污染大头

　　现在中国的水资源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0，而单位GDP的耗水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当然与我们的技术与用水制度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产业结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2年全国就业结构为：
行业 就业人数（万人） 比重
合 计 73,740
农、林、牧、渔业 32,487 44.1%
制 造 业 8,307 11.3%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4,969 6.7%
建 筑 业 3,893 5.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2,084 2.8%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1,565 2.1%
社会服务业 1,094 1.5%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075 1.5%
采 掘 业 558 0.8%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493 0.7%
金融、保险业 340 0.5%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90 0.4%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163 0.2%
房地产业 118 0.2%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 98 0.1%
其 他 6,245
就业大头恰好是耗水大头、污染大头。
　　学者们欢呼我们已进入重化工阶段，然而重化工业也是重污染行业。被投资者看好的化工、炼钢、电石、焦炭、炼铝、建材、造纸、纺织、制鞋、医药等行业无不是污染大户、耗水大户。而我们在国际上多少有点竞争力的也恰恰是这些行业。投资者的利润需要这些行业，我们大多数非农劳动力只能在这类行业里找到就业机会。然而，这些行业在消耗并污染我们奇缺的水资源。为保护环境，国家为每个行业制定了环保标准，然而人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报道：企业要么逃避环保设施投入，要么环保设施仅用于应付检查。

　　2005年3月21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说，南水北调东线流域、海河流域的“十五”计划水污染防治项目各有近三成的项目没有开工，尚有725亿元治污资金没有明确来源和保障。而这些项目本应该在年底之前就发挥作用。淮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等国家重点流域也都各有一部分项目没有启动。

　　许多企业表示，如果严格按环保标准生产，企业就没钱可挣了。这表明，我们许多行业的竞争力是建立在对环境的债务之上，而这本质上是预支子孙们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生存空间。

　　“直接饿死还是间接毒死，在面对这样的选择题时，我们难免会犹豫。”在污染严重的淮河流域，一个地方官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以我们稀有的人均资源、脆弱的生态环境，却走上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发展道路。难道真如“主流经济学家”们暗示的，我们别无选择吗？在这条道路上，获益的是谁？被牺牲的又是谁？


　　社会管理困境：“九龙治水”

　　全球“水难民”在1998年达到2500万人，第一次超过“战争难民”的人数。据预测，在2025年之前，因为水的原因而成为难民者将多达1亿人。

　　我国西北干旱地区，为逃水荒而举家外迁已不是新闻，连号称沙漠绿洲的甘肃民勤县也出现了水难民。2001年四川广安市因缺少饮用水，1500多户举家外出逃水荒。2004年浙江的舟山、嘉兴地区出现了水难民。水危机已经在我国引发局部的“水难民”问题。而自古以来，难民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年林县人民为了不再逃水荒，在极为困难的1960年，全县动员投入了红旗渠的开凿，整个工程历时10年，前前后后参与者不下30万人，牺牲81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当地人民依然认为值得，因为“子孙后代不再为水逃荒了！”可见逃水荒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之深重。

　　如今，在百度上搜索“引水工程”，得到6600条信息，异地引水工程遍布全国。而民盟浙江省委一位参与水资源提案的专家认为：“远程跨流域调水，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简单方式处理复杂问题。如果缺水城市全部调水，将带来水资源根本枯竭。此外，引水必然引沙。只要引水量超过其河流量的40%，势必引起泥沙淤积、河道堵塞，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引水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上下游的利益关系。

　　宁波向舟山供水引发了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宁波有人提出，“宁波在自家用水尚不够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保舟山呢？”

　　千岛湖水质保护则引发了生态补偿问题，为保护千岛湖水质，原本富裕的淳安县倒退了20年，沦为贫困县。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沈满洪教授的《千岛湖引水工程试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里测算，如果以近年来淳安县农林水利等生态保护投入与同区位条件县现行人均收入差额及需求方承受能力测算补偿金额，每年下游城市需补偿淳安县3.6亿～3.75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这套补偿机制得以实施，下游的杭州、嘉兴每吨水价约需上涨0.2元。

　　然而，下游则提出：“上游的水我们要给钱，那上游排的污怎么办？每年我们都要开闸泄洪，上游洪水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是也该上游城市负担？”

　　义乌从东阳横锦水库调水，采取的办法是一次性出资2亿元，购买东阳横锦水库每年4999.9万立方米水的使用权。

　　可见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能为各地方接受的、站在全局利益立场上的力量，才能得以通盘协调。

　　而我们现在是“九龙治水”。从职能上看，水利、水务、环保、国土资源、农业、电力、建设、气象等部门都与水有关，都在争取话语权。事实上，就淮河治污指标问题，环保总局与水利部已经在媒体上唇枪舌剑。三峡工程、圆明园事件则表明，文物、园林等看似与水无关的部门，都不得不牵扯到“水”中。

　　从地域上看，哪一个地方政府都要竭力维护本地利益。《商务周刊》报道：从2004年9月开始，一场水权之争就在北京市与河北省之间展开，海河水利委员会一位官员坦陈，由于水资源的紧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都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水事纠纷。在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的山西，围绕对水权的争夺，当地规模浩大的械斗事件和连绵不绝的水权讼案高达百起以上，形成了缺水地区在生态和社会双重压力下一个突出的社会特征。在流经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海河支流漳河，1999年春节甚至发生了河北、河南两省农民针锋相对的炮击和爆炸，中央政府不得不先后近百次批示。

　　于是有人建议成立“水资源部”，改变过去十几个部门分头管理的“九龙治水”局面。建议者着眼于“水权”：“节水型社会和节水观念的建立，必须从明晰水资源的产权开始。”“对水资源短缺的中国而言，除了改革现有的水价体系外，不妨考虑发展水交易市场，作为重新配置水资源的有效手段。”“必须使节水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才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产生持续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动力。”“这样不仅国家受益、环境受益、民众受益，而且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回收利用等就可以形成一条巨大的产业链，”“中国的水务市场将被极大打开。”

　　作为紧缺的战略资源，水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筹划。然而将这种统一筹划建立在“水权”的基础之上却需仔细斟酌。水有太多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征，以至于学者们自己都对“水权”的内涵众说纷纭。“水权”源自产权理论，“产权理论”的背后是“交易”，而与水相关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真是一个“交易”可以摆平的吗？

　　沉思：两个和谐

　　关于水的报道已经太多，人们的议论也沸沸扬扬。然而水的问题本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其背后则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

　　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力量，也带来了对大自然空前的自负。而造化却用各种资源的危机警告我们：人类毕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是人类唯一的生存环境。能否与自然取得和谐，是人类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信仰的准则是“人定胜天”，它被理解为：人类一定能战胜自然。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幼稚的愚昧。在我们的先人那里，“人定胜天”的后面还有一句话“天定亦能胜人”，可见这里的“定”不是“一定”，而是某种状态。两句话加在一起，描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对工程师而言，这可能有点费解；对生态学家而言，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常识。我们的先人既没有石油能源推动的工程机械，也没有描述种群消长的微分、差分方程，却深刻地体悟到这一点，并用极为精炼的语言将其表述为“道法自然”。

　　邓小平讲“大道理管小道理”，在治水领域，与工程学相比，水文学的视野无疑较全局，较靠近“大道理”；生态学的视野则更为全局，更加靠近“大道理”。

　　克莱孟梭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同理，治水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工程师们去干。

　　王青在研究鲧、禹治水时提出，鲧的失败主要在于没处理好上下游关系，给下游带来了难于承受的灾害；而“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

　　可见，鲧治水，用的是工程师的思维，而禹治水，用的是水文学和社会学的思维。两种视野，两种结局。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人应该如何“定”了。

　　首先是要有全局和动态的视野。很多人以为，生态学的视野就是保护一些莫名其妙的物种，这是误解。生态学的视野在于，从动态与全局的角度看护人类赖以为生的整个自然环境，使人们不至于为了一时之利、一己之私，危及人类的长远生存。因此，生态学的视野，其内核是系统动力学，“系统”——全局，“动力”——变化。“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我们的先哲早有明训。

　　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索不可能按目前的增长速度维持下去。这意味着，我们的增长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人类的扩张已经接近自然容量的边界，人类社会的行为必将接近“顶级群落”的原则：通过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流程，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生产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我们需要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这就是“循环经济”。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的农研中心曾提交一份关于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报告比较了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研究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明确提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模式，经济的增长不能依赖对资源的消耗，中国人不能追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但中国的资源环境无法承担，全世界的资源都不够用。

　　可惜，20年后顾历史，我们的石油已经紧缺到引起国际争端的地步，我们的水已经紧缺到让人打贝加尔湖的主意的地步，我们的污染已经让众多的百姓民无宁日，而我们社会中被认为最时尚的生活方式恰恰是美国生活方式：house加car。农研中心的报告明确反对发展私家车，而我们却鼓起了一个巨大的私家车泡沫。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终于将“循环经济”定为发展方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落实国家的这种政策选择，将对税收、投资、信贷、价格、政府采购发生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与人的和谐

　　转向“循环经济”，当然需要法规，但从法规到现实还有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利益集团。

　　今年5月9日，《新京报》报道了“中国运动鞋之都”晋江陈埭镇鞋业发展造成水污染。

　　晋江年生产旅游鞋约4亿双，占全国产量的40%，占世界旅游鞋产量的五分之一。其中，陈埭镇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09亿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运动鞋广告基本全部来自陈埭。安踏、恒强、三星、达克等品牌均属于陈埭。根据陈埭镇政府提供的数字，陈埭现有户籍人口7.2万，外来人口20多万，土地面积38.4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8000多人。而全国大中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深圳，也仅为3597人。

　　制鞋业的发达导致了严重的水源污染，当地自来水厂和自来水公司的专家认为：晋江陈埭段水质好转的希望几乎没有，陈埭镇的自来水已无法饮用。当地居民只好打井取水。卖井水居然成了一个产业。而实际上，陈埭镇的井水并不适合饮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地下水调查发现，晋江靠近河流的井水锰超标。这既有地质构造的原因，也有工业污染的原因。

　　但富有的企业老板们自身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水的困扰。他们一般把工厂建在陈埭，而自己则迁移到晋江、泉州甚至厦门等地。一位做鞋材生意的老板说：“晋江，尤其是陈埭现在乱七八糟的，环保问题根本没人管，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搬出来，得了癌症不值得。”据陈埭一位鞋厂老板透露，当地老板基本上都在外地买了房，而买房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逃避污染。在当地的党报《泉州晚报》上，经常刊有厦门的房地产广告，当地人都知道广告的目标对象就是晋江，尤其是陈埭的老板们，而厦门和泉州的房价在四五年间翻了一番多。

　　为污染付出代价的首先是那20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微薄的薪金买不起井水，只能使用自来水。一位企业老板说，据他了解，在陈埭打工的七八成农民工回家后发现得了胃病。再就是那些没有办厂的、纯粹靠农业收入的农民，他们一是没钱赚，二是污染毁了家园，三是人口压力下就业没有出路。当地人尖锐地指出：“污染环境的是老板，赚钱的也是老板，但承担后果的却是农民。”

　　如果一个集团能从破坏性的开发中获得利益而逃避后果，如果他们获得的利益足以影响传媒与公共决策，如果他们最后能如意逃离这个被他们破坏的环境，那我们大家就只能被这些“理性经济人”推入非理性的死亡。

　　结语：回看大禹

　　历史上最早的夏商王朝为什么在中原地区产生？考古学者刘莉、陈星灿思考着这个问题。

　　公元前3000年，黄河自渤海入海。公元前2600年前后，黄河自北向南摆动，改道从黄海入海。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又从南向北摆动，改由渤海入海。黄河这两次改道的数百年间，正是中原历史上酋邦林立的不安定时代，黄河的改道和大小河流的泛滥，很可能肇因于气候的变动和人类对环境的过度开发。这一事件和大禹治水的传说若合符节。

　　考古上，这个时代属于龙山文化。陕西以下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14个龙山文化聚落群，其中陕西地区4个、晋南1个、河南5个、山东地区4个。

　　刘莉比较这些聚落群的特征，注意到，晋南和山东地区是个人取向的社会，而以豫中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是集体取向的社会。前者强调贵族的地位，以建设豪宅和体现身份地位的墓葬为能事；后者则优先考虑集团利益，比如筑城以防洪和阻止敌人入侵，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淡化集团内部的等级差别。前者重视祭祀祖先，以增进贵族集团的权威地位，巩固社会统治；后者重视祭祀自然神，其诉求在于集团利益。刘莉认为，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中原地区的优势，为中原打开了“通向早期国家之路”。

　　刘莉的见解当然是一家之言，而她的研究和大禹的传说告诉我们，对中华民族而言，水不仅是一般的资源，它决定了我们社会形态的起点和它的历史轨迹。在我们这个人口稠密、资源紧缺的社会中，整体视野、全局利益、淡化等级、社会认同，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就能看穿用奢华包装起来的浅薄、用理性包装起来的卑劣；就能明白治水的基础不是技术，而是社会价值标准与发展道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