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机构与财政改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创造非农经济产业，实现环境的改善.处理好农村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需要新思路和更加综合的手段，在全国范围考虑生态服务、环境影响、资源短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把综合规划与管理的理念贯穿于农村发展、流域管理、保护地管理和农业污染防治等领域。


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2004年10月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把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作为本年度年会的主题，同时也审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国合会支持的农业与农村发展课题组、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农业面源污染课题组、保护地管理课题组和世界贸易组织与环境课题组提交了研究报告。
　　国合会认为，中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探索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需要一个新的架构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调控经济快速增长，协调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国合会赞赏中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政策，中国的增长应该提高质量和效率。国合会委员们赞赏中共十六大重视农民和农村的发展。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机构与财政改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创造非农经济产业，实现环境的改善。
　　处理好农村的环境与发展问题，需要新思路和更加综合的手段，在全国范围考虑生态服务、环境影响、资源短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问题，把综合规划与管理的理念贯穿于农村发展、流域管理、保护地管理和农业污染防治等领域。
　　中国执行WTO规则和协议是改善农村环境和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在资源型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愈加突出，需要制订新的政策以确保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其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
　　国合会重点提出以下六方面政策建议，并经国合会2004年年会讨论通过。
　　一、构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新框架
　　1、改革农村的财政制度。第一，必须重新构建财政管理系统，不同级别的政府需要有明确的职责。当政府同意一项支出时，就需要给它提供足够的资源。第二，尽管近年来对农村的投资逐步增加，但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给地方政府提供的新的资金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操作：一方面将满足地方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管理这些资金时应该透明，并接受当地公众的监督。第三，政府官员需要转变他们的角色，不必参与到民营部门可以更好运作的许多生产领域和流通环节中，比如粮食生产、粮食贸易、水产养殖等。然而，当官员们提供政府服务时，他们需要全力支持。
　　2、建立政府与农民的伙伴关系，帮助农民建立独立自主的农民协会，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此外，在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允许他们有更大的经营空间，将有助于农民和农村企业扩大在农村的投资。
　　3、加大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方面的投资。近年来，中国已经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还需要更多的投入。最重要的是，农村九年制中小学教育应该免费，教育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农村教师的收入水平都应该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将成为减少农村贫穷、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创造更好条件的关键因素。从供给的角度看，需要不断改善的学校教育可以帮助农村青年劳动力进入非农业市场。同时，需要加强对成人的培训，以提高他们进城务工的能力，从而为工厂、建设工地、新企业和服务行业提供更多的合格劳动力。虽然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从短期来看，急需支持与促进农村保健体系的建设。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灵活的医疗保障政策，让被保险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并且对不同档次的服务实行不同的价格。从需求的层面看，也需要做很多事情，包括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消除雇用农民工的政策壁垒，刺激银行为地方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提供信贷服务。
　　4、支持农业科技是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主要动力。中国农业科研投资一直偏低。就农业科技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超过中国。中国的公共农业科研投资应当从目前不足农业生产总值的0.3%提高到1%。同时，还需加大农业推广的公共投资。应主要用于鼓励重点科研项目和从事创新研究工作的优秀科学家。
　　5、农村环境管理。政府需要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因为农业环境监测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非常薄弱，农村环境管理很难通过现有的农村发展框架得到有效实施，省级环境行政管理通常都无法适应现代农村环境保护的要求。应当尽快确定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优先次序。一旦做了决定，就需要配套新的机构和更多支持措施，还需要大量合格人才。应将省和省以下全额财政拨款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和农业推广人员的资金支出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某些最重要的转变措施,在广大农村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农村常常没有合适的节水技术，也缺乏应用这些技术的激励措施。在采用综合农业生产系统领域，还要做大量工作，比如，运用经济上可行的循环与可持续生产模式等。另一个是将水土资源综合规划与管理结合起来，以保护广泛的自然资源和宝贵的农村生态环境。
　　二、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框架
　　中国应当调整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可以在以下五方面加以实施：
　　首先，把关注的重点从粮食安全转变为口粮安全。国家需要根据小麦与水稻两种主要口粮的状况重新确定粮食安全的目标。
　　其次，应强调长期的生产率增长。给农民的直接补贴具有短期的积极效果，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些直接补贴的回报非常低。对农业科研、农业推广服务、教育、健康、灌溉以及其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往往具有多重积极效益，这在贫困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食物安全的重点应当由国家粮食总量安全转移到家庭食物安全。只要不断促进粮食增产技术的推广，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就不会存在长期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增加贫困家庭的收入，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及促进非农就业发展等方面。
　　第四，要制订合理的土地使用政策。政府应建立土地利用决策公开透明的方式；应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开发，购买土地也应直接同农村居民进行协商。需要明确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以确保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公平的补偿。
　　近期粮价的上涨，并不会对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不能以此为由指责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尽管可能有理由促使我们重新评价退耕还林政策的未来途径，但不能以粮食安全为由停止实施这项政策。
　　三、以更广阔的视野协调生态与粮食安全
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逐渐加剧，尤其是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作物种植的面源污染使湖泊、河流、地下水和沿海海洋受到污染。农村的生态服务安全受到威胁，对农村和城镇都会带来损害。化肥和农药应当粘贴强制性环境标签并用小容器包装。通过广播、电视等宣传，提高农民环境意识。
中国应该利用在农业生产和贸易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放宽粮食进口，增加蔬菜、水果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减少农业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可以考虑采用经济手段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
生物质能为农业和能源消耗提供了新出路。可以生产秸杆颗粒燃料。同时还需要接受过良好培训的机构，提高效率，指导农民根据当地条件使用相应农药剂量，推动环保技术推广。对退耕还林及其它在边缘农业土地上进行生态建设的项目，要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管理，加强生态和粮食安全。
　　四、以生态和经济为基础，制定新的综合水管理和水质国家战略
　　水资源短缺、洪水泛滥及水质问题继续阻碍着国家发展。中国需要把工作从防洪和污染治理转变到水资源的生态管理。一个有效的依靠自然的修复的新方法叫做“生命之河”。发展与计划决策应建立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包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社会和经济的成本及收益。像长江这样的主要河流，湖泊和湿地面积缩小，农业化学物和其它污染物已经超出自然净化的负载能力，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建议从长江开始，采纳综合流域治理方法，确定和保护生态服务功能。需要出台一项国家战略，解决面源污染问题，尤其是含氮农药和化肥。
对于北方地区，解决缺水问题的措施包括：综合灌溉方法，减少单位面积用水量，使用较少的水从事更多的农业生产；给水管理机构授予更大的权力；对地表水和地下水实行水权制度；对单位体积的水定价并实行管理；其它与可持续流域战略相一致的改革，将水质水量并重，通过渐进措施保护水资源。
　　五、实现保护地管理现代化
　　中国把18%的土地划为保护地，使自己加入了进步国家的行列。但是，不论在保护物种方面，还是提供生态利益方面，保护地都没有实现其目标。管理落后，员工不得不寻找财政来源，甚至有时要以牺牲本应由他们负责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现代意义上的生物保护没有付诸实施，如通过动物迁移通道将分散的保护地连接起来，认识保护周边农业用地的潜在利益等。当地群众和保护地管理人员的关系处理不好。
　　保护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投资和对管理的核心支持，管理人员要承担许多责任并履行各种规定的任务，但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让他们完成各种工作。应采取行动纠正这种方式，给予充分的支持，使保护地管理人员的精力集中到保护上来，而非企业管理。
　　根据国际认可的IUCN体系把保护地进行归类，加强重点地区的保护。这种新方法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合作，确立分界线和分区制。保护地制度应该包括湿地和天然林等许多方面，为提供生态服务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才有充分的理由为保护生态服务不断加大投资。
　　六、利用WTO成员国身份，通过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贸易的关系，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应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用劳动力交换其它国家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样可以减轻中国目前在农村地区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环境压力。但这也要求有新的方法把国内的惯例做法联系起来，比如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国际贸易。国合会建议中国制定一个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并推行鼓励进口资源和能源密集型材料和产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服务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政策。应修改对外贸易法使之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确保绿色贸易的实行。中国应在多哈谈判中树立保护绿色贸易利益的大国形象。
（各课题组政策建议见附件）附件：



各课题组政策建议汇总

　　农业与农村发展课题组

　　中国目前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的显著改革以及为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粮食安全、保护环境所进行变革是中国向现代化进程迈进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使改革顺利进行，需要一个双重的农村发展战略，使广大农村人口不会落后：需要有一个新的农村管理框架，以改进地方政府的工作，提高政策效率；同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农户的资源拥有量，使他们能够参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另外要保证中国在管理国家粮食安全的方法上有一个新的转变。在农业与农村发展课题组报告里提出的众多政策建议中，我们认为以下政策将有利于制定一个新的管理框架，推进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财政改革及确定新的投资优先领域
　　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公共财政体系，使政府能够为发展提供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个财政体系需要有指导资源分配的激励机制。
　　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注意几个重要的政策优先领域：
--财政制度的根本改革
--改革现有税收制度以适应国内各地区的情况
--重新评价重点服务项目，在政府和私有部门之间做出明确的职责分工
--制定新的管理制度
--在实施这些政策优先领域时，需要采取几项重点行动：
--政府需确定提供服务的优先领域，仅保留最重要的职能并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
--把职能划分为两类，由政府提供和由私有部门提供；
--把更多的资金划拨给农村；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对农村经济的投资仅为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一小部分；
--尽管在很多地区目前的税收改革和农业税费的减少非常成功，但是限制了其它方面的发展和收入增加。需要用津贴反映地区差异；
--对财政资源和投资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是地方政府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
　　与农民组织建立伙伴关系
　　在小农户成百上千、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中，农民必须建立组织以利于新技术的采用、进口产品的获得和出口产品的出售。在这方面政策建议的重点领域是：
--政府支持，包括法律支持和财政支持；技术服务，如负责人的培训、技术和营销信息服务等；
--需要新的法律法规明确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民协会应当有订立合同、进行法律担保和贷款的能力。除了有关当局，我们还需要新的法律法规保护农民组织的成员，包括负责人的选举及其监督方式。
--需要促进因素。其他国家农民协会的经验表明，即使有利的法律法规框架已经存在，我们仍然需要独立的促进因素来启动、扩大农民协会并使其有效运行。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培训同样非常重要。
　　为走出农村地区的人员流动做准备
　　劳动力市场是推动一国从农业型社会转向城市型社会要的素流通渠道。我们需要政策来促进需求和供应。
　　关于需求，政策建议的重点领域是：
--通过鼓励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体制改革，并停止有利于资金密集型企业扩展的政策；
--取消对企业雇佣民工的限制，消除劳动力雇佣的障碍；
--提供财政服务，资助地方企业和个体户；
关于供应，政策建议的重点领域是：
--最重要的三项政策是：完善农村教育；改善城镇中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提高民工的技能；
--改善农村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险的条件；
--取消城镇中降低民工福利、阻碍农村家庭永久迁往城市的障碍。
　　土地改善和节水技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的。过去30年以来，农业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农业的持续发展将依赖于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并且克服水资源不足的限制。
--深化农业研究与推广机制的改革，使农业研究与推广体系更加现代化、更加有效。关闭、合并或扩大某些研究所，而另一些则需要商业化运作。各级研究所之间要更好地协调，这点非常重要。
--中国应当大大加强在农业研究和推广方面的投资。课题组建议近期农业研究领域的公共投资从目前不到农业GDP总量的0.3%增加到1%。在农业推广的公共投资方面也应当有类似的举措。中国应当继续促进生物技术的开发。
--我们需要采取重要措施管理中国北方的水资源：首先，对于灌溉农业，水资源的节约应当注重减少每单位粮食产量的耗水量；其次，水资源管理机构需要更多权力贯彻必需而又较难实施的措施；再次，需要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执行水权制度；第四，水权制度建立后，我们必需投资对水资源按照体积定价并进行规范；最后，通过上述措施，中国可以开始提高水价、推进新型节水技术并改革管理制度。
　　对农村财政进行改革试验
　　集中并且有效利用财政资源对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此类资金通常非常短缺。过去中国曾经努力改革农村财政，但是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尚未取得成功。因为改革不够全面，而且农村银行家缺乏提供良好服务的积极性。农村地下金融机构遍布中国，取代了正式的银行渠道。在这方面政策建议的重点领域是：
--通过更加全面深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对新方法的试验促进农村财政制度的全面改革，这些新方法能够为管理层在长期或短期带来强大的动力；
--颁布新法律法规以改善农村不够正规的信贷市场并使之正规化。应当鼓励私人银行。在利率、产品数量和借贷操作方面应当有更大的弹性；
--允许地方对自己的模式进行试验，取消禁止非政府组织运转和扩大其活动的规定，从而加强微观金融规划。应当允许微观金融单位开展存款业务。
　　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的新框架
　　中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可靠的生产效率，从而保障了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自1983年开始，中国一直是食品净出口国。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中国有能力进口粮食。从食品安全的角度看，中国是食品安全最有保障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目前应当确定新的食品安全重点：
--将重点从粮食安全转向食品安全。政府应当重新确定两大粮食来源-大米和小麦的食品安全目标；
--将重点从国家食品总体安全转向家庭食品安全。我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会面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中国仍有几百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应当把食品安全政策的重心放在这些家庭上。保障这些家庭食品安全所需的措施大多是与提高收入、促进就业和提高其生产力所需的措施相一致的。
--注重能够长期发展的生产力而不是短期的财政补贴计划。从长远来看，农民并不欢迎直接财政补贴所产生的收益，而且这些补贴的收益通常很低。相反，在农业研究开发和推广、教育、卫生、灌溉和其他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则会有较高的增值率，在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平衡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国家应当对土地的利用进行长期合理的规划。目前为止，耕地向非耕地的转变并没有对粮食价格、国内粮食供应量和粮食进口造成显著影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耕地的占有率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发展前景依赖于工业化，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占用耕地。停止耕地向非耕地的转变将会危及发展。政府的角色应当是为土地利用制定透明的决策过程。有了这些透明的决策过程，应当由私营企业开发土地，购买土地也应直接与农民谈判。农民需要有明确的权利保证其失去土地时能得到公平的补偿，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将会很有帮助。
--最近粮食价格的上涨不能归咎于中国的“退耕还林”计划。该计划没有对国家食品安全造成威胁，也不能因食品安全问题而停止。
--我们应当进一步改革中国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改善不够明确的粮食管理和发放规则。粮食管理规则不透明会导致粮价不稳和市场混乱。粮食买卖的规则应当是公开透明的。

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

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生态和环境问题已经变成流域范围的问题。尽管在流域工程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缺水、洪涝、水质恶化、湖泊和湿地的缩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仍然阻碍着经济发展，将来也会危及中国的发展成就。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流域综合管理新方法将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并使中国的天然河流再现生机，从而保持河流的卫生、维持生态服务和保障人类的福利。
　　课题组建议中国政府短期内在以下领域优先采取行动：
--将流域综合管理融入下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并且为重大流域制定流域总体规划；
--评价、修改并完善现有的与流域综合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协调作用以便从立法上保障流域的综合管理。这些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渔业法》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法规》；
--建立国家级的流域综合管理委员会来协调法规、政策和规划工作，该委员会包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为所有的大型流域建立重点流域管理委员会；在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内为中等河流和大河支流建立流域管理机构以完善流域综合管理制度；
--尤其在长江流域，要制定《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法规》；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制定长江流域综合管理总体规划；建立长江发展与保护论坛以促进主要利益方和公众的广泛合作与参与。
　
　面源污染课题组

　　随着工业和城市生活垃圾逐渐减少，农业日益成为中国主要的水污染源。点源（尤其是大量的牲畜粪便）与面源（来自农业生产）污染都非常严重，但面源污染越来越难以控制。在中国面源污染可能成为水质的最大威胁，也会造成大气污染。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不在于面源污染科学知识及其控制技术的匮乏，而关键在于没有相应的政策、适当的法律和机制帮助农民了解面源污染以及如何减少面源污染，也缺乏激励措施来采取现有的技术和管理惯例。
　　制定面源污染防治的国家战略
　　如果不制定面源污染控制的国家战略，减少污染对农产品影响的成就会非常有限，因为这些工作需要牵扯到若干部委和公共机构。因此国合会建议将该项战略的制定列为一项紧急工作。在制定面源污染控制的国家战略时，我们应该考虑到流域综合管理、限制过度灌溉、全球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中国每年农业生产使用化肥所排放的一氧化二氮约占全世界总量的1/3）、农业政策以及更好地控制面源污染（包括农村和城镇污水以及大规模畜禽养殖而产生的垃圾）。面源污染战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议题：改善为农民提供的咨询服务；更好地评估和监测环境，从而测量化肥、农药和肥料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所产生的风险；在农村地区实施循环经济；将高产出农业（如粮食生产）转移到面源污染风险较低地区的可能性；提高公众对过量施用化肥和其它化学物质所产生危害的意识。
　　引进新的有关化肥和农药的法律法规
　　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激励措施都鼓励或不反对过度使用化学物质。我们应该修改这些法律法规，或是用新的法规和制度性的措施来替代这些法律法规。新的法规和制度性措施能推动良好的农业耕种方法，包括化肥和农药的用量、施用时间以及使用方法。这些措施应该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来支持。也就是在农村地区加强教育并提供延伸服务，使农民意识到减少这些化学物质的使用量能为他们节约开支。对面源污染的关注应该还包括减少人畜垃圾对水系的排放量以及在更好地处理肥料和居民垃圾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激励措施。
　　推进农艺效率、人类健康以及环境安全方面的技术发展
　　控制农业化学物质而造成的面源污染，能为中国及其农民以及污染控制带来三赢的局面。国合会建议采取三项相互支持的行动：全国范围内的减少面源污染的技术推广和应用的宣传活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第三，开展点研究，确定面源污染控制的最佳措施，将其它生态型国家和生态模范村的现有经验作为对修改后的政策和措施的测试基准。
　
　保护地管理课题组

　　中国未来的发展依赖于保持一个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能确保为我们提供淡水、能源和营养物质、农作物授粉、害虫控制、多样的基因资源、碳储备、洪水防控以及其它的生态服务。保护地的确定都是根据它们特殊的生态以及其它方面的价值为标准的，因此对于它们的管理也应该以考虑对人类产生长期的利益为标准。中国能够将其国土超过18%的面积定为保护地，这是非常突出的成就。
　　对保护地的管理应该考虑整体的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但目前中国的保护地系统并没有产生充分的效益。它们并没有实现其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保护物种和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并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保护地的所有功能与管理和融资之间的关联非常薄弱。事实上，目前的立法和管理行为与保护地当地的居民、法律法规执行不利以及与其它经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都存在矛盾。保护地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应只限于自然保护区这一种。
　　我们需要将中国保护地系统现代化，以使其能充分代表国家的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对保护地有利的生态系统功能。一个现代化的、灵活的、得到有效管理的系统可以为当地居民乃至整个国家带来可持续的收益。
　　建立全面的保护地法制框架
　　国合会建议建立新的立法框架。在此框架上，可以设计更加详细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合会建议的自然保护区法）。保护地的分类应该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规定的国际认可的系统来进行。这样，管理目标也可以根据与所认定的类别相适应的需求与可行性而确定。
　　设计新的保护地系统方法
　　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考虑到整体地理情况的保护地系统。这样，一系列的保护地类别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确定，包括能够保护重要的生态连接的战略走廊，边界变化以及分区。保护地系统规划应该成为国家各级政府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同时还需要在政府机构之间形成一种“联盟”，从而确保保护地和其它土地的使用和发展规划之间，尤其是和相关部委之间的整合。这种“联盟”可以以国务院下属委员会的形式出现。同样，省级环境委员会应该对保护地规划及成效进行监督和评估，包括对员工业绩的监督和评估。而员工的业绩是和业绩标准和个人的事业发展相关联的。
　　实施革新的融资机制（这种机制应该更直接地与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挂钩）
　　国合会建议对现行的保护地公共融资体系进行修改，将重点从原来的针对保护地的集中性利用和基础设施开发更多地转向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付款。这种新的方法应该允许国内以及国外的付款。我们建议设立质量保证体系来防止某些不良动机，例如划定非优先考虑的试点以及为非配套活动融资等。
　　采取措施确保当地居民能从居住在保护地附近而获益
　　保护地的管理人员应该想办法既考虑地方社会经济及文化对保护地规划的影响，又能确保当地居民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其中。同时，他们还应特别注意那些因放弃对保护地土地及资源的使用而导致贫困的居民的生活情况。保护地管理人员需要发展自身的技能，恰当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并确保工资来源不依靠对保护地资源的开采，从而使他们的工作能最大限度地对当地居民产生正面影响。

　　WTO与环境课题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近些年中国以及世贸组织在贸易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它对中国经济已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出的大量的承诺，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影响也许比其它任何国家在完成其它贸易谈判之后产生的类似影响更加强烈，范围更加广阔——乌拉圭回合谈判也不例外。
　　中国入世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实在的。这些影响突出表现在6个领域：农业、林业、海水养殖、汽车制造业、能源和纺织业。在国合会上，WTO和环境课题组（TFWE）也对这6个领域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代表了全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环境影响的最为全面的评估。
　　制定能将环境与可持续性综合考虑的农业政策。入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逐步将政策重心从粮食的自己自足转向粮食和环境的安全
--利用中国入世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贸易机会；支持进口那些环境及资源含量高的产品，如粮食；鼓励出口人工劳动含量高的产品，如蔬菜、水果和家禽。我们还应努力推进有机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及海外特定市场的贸易发展，并为农民提供支持，使他们能从资源消耗高的农业（例如种植小麦）转向人工劳动含量高的农业（例如畜牧业和园艺）。
--确保支持农民收入、农村社区建设和农业环境保护的措施符合绿箱政策的相关规定。
--为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必要的支持。中国的许多出口业，例如家禽、茶叶和蔬菜，具有很强竞争力。但是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却要面对更多的严格的环境和健康标准。中国需要通过及时获取外国环境要求和测试步骤方面的信息帮助中国的出口商应对他们面临的困难。同时，中国还应不断加强自身的标准建设，并强化检验检疫措施，使外方顾客确信中国出口食品的安全性。
　　行业规模缩减或扩大的领域会对环境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因此政府应该对它们区别对待。这就要求政府要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和法规。
--对于那些正在增长的领域，政府应该采取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来改善环境质量或增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中国入世要求取消进口汽车的主要关税，因此中国的汽车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这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使其能在不提高汽车价格的情况下实施更高的尾气排放标准和汽油使用效率的标准。
--对于那些正在缩减的领域，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其行业性调整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林业部门将对森林和森林政策进行严密监控，以便在需要时进行必要调整。这种做法应包括国内政策和情况，以及由于中国急剧增加进口其产品而受到影响的国家进出口政策和森林情况。
　　积极寻求获取全球资源的渠道，同时对中国进口自然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有效管理
--严密监控中国进口自然资源商品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提高在生产过程中对本国产生严重污染的商品制造的环境标准，从而避免将其污染转移到中国，尤其是那些又再次出口的商品。
--寻求可能的对话、合作及绿色采购（如绿色森林证书）来降低中国的进口对供货国家潜在的环境影响。同时也要树立中国是负责任消费国的形象。
--参与全球环境计划，并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贡献。
　　通过贸易推动可持续发展
--对当前的进口和出口政策实施环境影响评估，并将评估这些政策对中国以外的环境影响。通过贸易发展促使绿色贸易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修订对外贸易法，使其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确保绿色贸易政策的执行。
--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并在贸易和环境谈判中表现出能够反映中国绿色贸易利益的态度。